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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武器装备、作战体系:抗战后期军中的美械部队

  如抗战初期德械师,中期的苏械师,后期的美械师。本文将原文转发陈默老师作品,讲讲抗战后期国军美械部队的发展。陈默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四川省博物院学术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文章来源于《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2期。

  除新1军,新6军为全美械外,其他美械部队差强人意;但新1军,新6军与真正的美械部队仍存在较大差距。就火力而言也低于抗战后期缩水的日军一个甲种师团。抗战胜利前,国军名义编成41个师美械。但实际装备美械25个师左右。共经历中国驻印军,32年(中国远征军),34年三个阶段。

  中国驻印军:新1军(辖新38师,新30师),新6军(辖新22师、第14师、第50师)。2个军5个师共5万人,全美械。军直属一个榴弹炮营、一个特务营、一个通信营、二个辎重营、一个野战医院。榴弹炮营装备了12门美制2.5吨卡车牵引的美制M2A1式105毫米榴弹炮,为美军主力师属火炮。两个辎重营,其一为汽车营,其一为骡,前者装备了相当数量的美制卡车、吉普车,在运输力和机动性方面也远远超过国内各军军属骡马(或人力)辎重营。每师辖三个步兵团,师属特种兵科为山炮两个营,辎重营、通信营、工兵营、搜索连、特务连各一个,此外还有防毒排、兽医所、卫生队、野战医院等单位。两个山炮营实际装备24门美制75毫米山炮。特别注意,中国驻印军是训练时间最长,达1年3个月;远多于32年,34年编成的美械部队。

  32年(中国远征军):第2军,第6军,第71军,第53军,第54军,第8军。6个军18个师,共20万人左右,少于半美械。军属一个炮兵营,一个工兵营,一个通信营,一个特务营,一个搜索连。其中炮兵营仅装备12门75毫米山炮或野炮。每个师辖三个步兵团,一个战防炮连、一个工兵连、一个骑兵连、一个特务连、一个通信连。

  34年:第5军,第13军,第18军,第73军,第74军,第94军。6个军18个师(每军3.8万人),约22.8万人左右。装备三分之二美械。

  军直属人力输送团、105毫米榴弹炮营、工兵营、通信营、兽力输送营、特务连、搜索排各一个,此外还编有军野战医院和兽医队。其炮兵实力与驻印军一个军完全一致;人力输送团、兽力输送营的设置,使其战地物资运送能力已经强于后者。每个师辖三个步兵团,山炮、工兵、输送各一营,搜索、通信、特务各一连,此外编有一个卫生大队(附野战医院)以及军需组、修械组各一个。实际装备数量及弹药不足。特别是军属榴弹炮营装备的105毫米榴弹炮,缺近半数。训练上也远不如中国驻印军新1,新6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全面军事合作开始。1942年在兰姆伽全盘接收美械的驻印军和1943年陆续接收部分美械的远征军是最早的两支美械部队;军政部于1945年颁布了卅四年(34年—笔者注)甲种编制,并按照此编制将国内的六个军换装美械。时刻变动着的美国因素,影响着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各自的发展轨迹。三支美械部队编制各异,装备美械的数量、质量也有不同,美械所占的比重差距明显,导致它们之间的作战能力存在着区别。美械部队的作战能力同时还源于美方带来的作战体系。官兵所受到的良好训练、相对可靠的后方勤务和陆上、空中的火力支援,也是影响其战斗力得以发挥的重要因素。

  1946年7月,解放军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七律《淮北初战歼蒋军九十二旅》中写道:“还乡土劣旧奸伪,美械蒋军新虎狼。”“美械蒋军”作为国共对抗中前者所凭恃的军事力量,初登内战战场就得到时人重视,而其在内战中被逐步消灭,也是舆论关心的话题。今天,学界对于内战中军(以下简称“国军”)的这些美械部队依然给予较高评价,大多认为美械部队装备好、作战能力强,在内战的不同阶段均发挥着关键作用。

  其实,在抗战后期的数次战役中,换装美式装备的所谓美械军、师即已出现,包括1942年8月组建的驻印军、1943年4月重建的远征军(按,本文中所说的远征军,除非特别指出,均指第二次远征军)和1945年2月改编的卅四年甲种军。上述美械军、师在多个战场上就有过令人瞩目的表现,帮助国军赢得了战役的胜利,对整体战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除了人们所熟知的驻印军横扫缅北、远征军收复滇西外,1945年春的湘西会战中,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所属数个正在换装美械的卅四年甲种军,也成功地使用纵深防御抵挡住了来犯日军的攻势,反使攻方逐渐陷入被分割包围、进退不得的困境。最终湘西会战以日军失败、国军小胜告终。

  抗战后期美械部队在缅北、滇西、湘西所取得的不俗战绩,以及在之后内战中所体现出的巨大影响,说明这是一批在当时政治、军事舞台上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了解这些部队作战能力的强弱以及相关方面的情况,对于今人深人认识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外局势的剧烈变化,不可谓不重要。稍具诡论意味的是,相当多的研究论著均涉及美械部队,但关于美械部队的具体研究却甚为薄弱,往往流于表面。不同美械部队的渊源何在?各自又是如何演进的?美械部队的具体编成特别是装备情况如何?战斗力是强是弱?除了装备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决定其战斗力的发挥?这些问题仍未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今天的人们讨论“美械军”“美械师”优劣强弱,依然较多凭借个人的泛泛印象,缺乏相对客观、具体、可靠的认识,这难免影响到他们对于一些问题的判断和理解。

  本文立足于原始档案、报告及其他史料,通过梳理自1942年秋驻印军成立至1945年春“阿尔法(Alpha)”计划实施这段历程,复原在中、美军事合作背景下美械部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轨迹;考察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这三支美械部队的编制情况和实际配备,着重了解其装备上的异同及与部队战斗力强弱的关系;并进一步对构成其作战体系的训练、后勤和火力支援进行比较,分析三支美械部队作战能力的高低。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对抗战后期国军中的美械部队的综合情况,进行一个系统的审视。

  抗战后期国军三支美械部队的次第出现,有着明显的国际背景,即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联合国家宣言》签署以来,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为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提供装备,中华民国作为盟国之一,接受美械本是顺理成章。可以说美械部队的出现,是中、美军事合作的必然结果。然而,就具体过程而言,中、美军事合作不同阶段的实际状况存在着较大差异,变化着的美国因素影响着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各自的演进轨迹,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命运。

  驻印军作为国军中的第一支美械部队,其主要组成单位是此前第一次入缅远征失败后撤至印度的新编第二十二师(以下简称“新二十二师”)和新编第三十八师(以下简称“新三十八师”)。此两师能够成为最早的美械部队,颇有些因祸得福的意味。1942年初,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与其他国军部队一道进入缅甸,参加第一次远征,经过数月的丛林恶战和撤退作战,退至印度时已经严重损耗:新二十二师连同第五军直属部队共剩3000余人,大多疲惫不堪,且轻重装备大多丢弃,基本丧失了战斗力;新三十八师情况相对较好,全师得以成建制顺利撤退,但损失应在千余人以上,按照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的估计,实力尚有3/4。此时中、美军事合作已经开始,蒋介石和史迪威(J.Stilwel1)的数次谈判改变了这两个疲敝之师的命运,6月15日两人商定在印度将其训练为新军。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开赴加尔各答西北200英里的兰姆伽(Ramgarh)进行整训,由英军供应饮食及医疗,美军提供武器装备及训练。8月,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成立,同时约两万补充部队陆续由国内空运至兰姆伽,编人驻印军开始接受美式训练。

  在史迪威的帮助下,驻印军迅速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但这一进程始终伴随着美方代表史迪威与中方统帅和将领们的重重矛盾。1942年12月驻印军副总指挥罗卓英因为军费问题与史迪威发生矛盾,遭到解职;蒋介石与陈诚反复磋商,决定以郑洞国代替罗卓英;同时改组驻印军的组织架构,撤销副总指挥部,成立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以下简称“新一军”)。1943年3月底,郑洞国携由他本人招募的参谋长舒适存及其他军部人员来到兰姆伽,新一军作为国军中第一个装备美械的军级单位正式成立。郑洞国稳重克制的性格,一定程度降低了与史迪威发生冲突的概率,有助于驻印军的改编和训练,但也使得部队架构处于一种特殊状态,不利于其组织形态的正常化。新一军成立后,其所辖的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很快齐装满员,不仅装备了美国运至印度的新式装备,而且按照美式编制进行了改编,逐渐形成了新的战斗力。然而,新一军的军一级组织并不健全,没有辖制其他军直属单位。驻印军所属的炮兵团、化学兵团、工兵团、汽车兵团、辎重团及通信营、战车营等庞大部队,均直属于史迪威的驻印军总指挥部。即便在1943年冬缅北开战之后,新一军军属单位仍未能设立;不仅如此,新一军的军司令部还相当简陋且并无实权,驻印军总指挥部常常越过新一军军司令部,直接通过联络官指挥其所属的小部队。蒋介石对此洞若观火,他在日记中写道:“史迪威对于郑军长视若傀儡,不予以丝毫指挥之权,亦不令其到‘力多’前方指挥其所部。”

  此种情势下,郑洞国担任军长时期的新一军,其实际架构处于一个“强枝弱干的特殊状态:其所辖两师及师以下各级单位组织相对健全,但军一级的组织形同虚设。在史迪威的操控下,新一军长期并不具备一个军的完整形态。这样不正常的状况在1944年8月驻印军扩充为两个美械军之后才告终结。1943年底新一军在驻印军其他所属单位的配合下,由雷多(Ledo)出发向缅北攻击前进,在于邦、孟关相继取得胜利后于1944年夏进至密支那。在连战连捷的同时,两个美械师也遭受重大伤亡。此时,蒋介石认为增派部队赴印有利于战局,在3月27日致电罗斯福提出从云南抽调军队空运印度的请求,3月29日得到罗斯福同意后,蒋介石决定将驻印军扩充为两个军。4月,原属第五十四军(系驻滇远征军)的第十四师、第五十师运至缅北,在孟关地区集结、换装,并陆续投人对密支那的攻击。8月驻印军克复密支那后,正式成立新一军,原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任军长,下辖新三十八师、新编第三十师(该师已先期空运至兰姆伽,以下简称“新三十师”);成立新编第六军(以下简称“新六军”),原新二十二师长廖耀湘任军长,下辖新二十二师、第十四师、第五十师。部队的扩充客观上促成了驻印军组织形态的正常化,经过一番调整,所属两个军的军一级组织方才得以健全,不仅有了相对完整的军司令部,军直属炮兵、通讯等特种兵科也得以配齐。作为国军中第一支美械部队,驻印军辖属两个美械军,计五个美械师。尽管在成军及后来的作战过程中,中、美双方时常存在龃龉,多次出现争执,但毕竟因祸得福,驻印军占尽地利之便,可以直接接收美国全方位的援助,较为充分地享受中、美军事合作的红利,并未遭遇太多顿挫。

  与相对幸运的驻印军形成较大反差的是位于战场另外一端的远征军,1942年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撤回国内的远征军残部,远没有撤至印度的友军那么幸运:他们历尽万难退至滇西后,与增援的部队重新编组,恢复了远征军的组织。然而,中、美军事合作并未给远征军带来太多帮助:部队长期受到兵员不足等问题的困扰,而美式装备的拨交工作十分拖沓;在没有完成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为了中、美合作的大局在美方的催促下重回战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为国军中第二支所谓的美械部队,远征军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1942年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日军先锋已经抵至滇西怒江惠通桥西岸,幸而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第七十一军于5月疾行至东岸,占领了怒江上数个渡口,与日军形成隔怒江对峙之势。此后近一年时间,怒江防务由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承担。经过复杂的拆并、重组,第七十一军、第六军、第五十四军和第三十六师组成的第十一集团军,组成了新的远征军之雏形。尽管美、英盟国在这一时期对于第二次远征尚不十分热心,蒋介石、史迪威对于反攻滇西仍积极筹划,结果催生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1942年12月12日,蒋介石决心让陈诚来指挥远征军。陈诚一再推辞但未得允许,只得于1943年3月12日飞赴昆明巡视滇西、滇南,开始就职视事。4月,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成立,远征军随之成军。新成立的远征军经过再度改组,由第十一集团军(辖第二军、第六军、第七十一军)、第二十集团军(辖第五十三军、第五十四军)、第八军及其他直属特种兵。此后各军、师的辖属关系略有变化,但总体保持为此六个军共计十余个师的架构。远征军在为期一年的改编美械过程中,其人员、装备、军需、后勤、医疗等方面均遇到各种困难,直至1944年5月反攻开始时,部队仍未能臻于完善。困难之一,就是远征军的美械接收工作开展得相当不理想。齐锡生在研究中认为:“美国的武器不能按时运到中国,和中国政府不能按时选拔受训的部队,两者之间互为因果。”一方面,美械的运输和发放确实阻碍重重。客观上,远征军集结在滇西怒江东岸,所需全赖运力有限的驼峰航线,当然无法与在兰姆伽面对面接受美国全方位援助的驻印军相比。但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在军援数量、军援内容、军援对象等方面的持续对立和反复论争,使得远征军所分配的各项物资较原计划损之又损。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中、美双方在武器拨交程序上也出现了分歧,以致于远征军所需装备的请领、拨交工作遭遇顿挫。1943年5月,远征军催请美方在6月中旬以前将租借法案(Lend.LeaseAct)中拨补的美制武器,全数拨交军政部昆明办事处或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俾七月底以前发到部队从事编配与训练”;而应由军政部拨发待补的国械,“亦请同时拨发”。国军在这个方案中希望美军按照上述计划将武器移交军政部或远征军,再由它们分配至远征军所辖军、师,而美方担心军政部等机构不守约定分发武器,一再坚持将武器直接交到一线部队手中。

  蒋介石对美方的做法十分恼火,曾于8月6日电告宋子文转告美方“将械弹交由我军政部接收,由军政部再照所定装备计划分配各部队,不宜仿驻印军例”。然而,美方对此要求置之不理,最终蒋介石只好妥协,由美军联络组向远征军军、师拨发武器。在争执声中,各类美制轻重武器终于小批量地配给远征军的各个军、师。不过,1943年11月,史迪威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仍尖锐地指出:“自印内运之武器尚未发出。因种种麻烦,而未能使中国之数补给组织接收其武器也。就是接收后,武器发至士兵手内时,延误时间过多,有几师因兵员较少,而未能将其编制之数目皆予以使用也。”( 可见,美械尽管陆续开始拨交,但其过程实在缓慢。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在1944年回忆说,尽管蒋介石曾电令远征军限于1943年11月底之前完成反攻准备,“但因种种困难,迄至今岁四月,所有兵员补充及其他交通、通信、补给、渡河等设施,均未能达到理想程度”。然而,远征军就是在如此准备不充分的状态下,于1944年5月重返战场,其背后的主要动因,是印缅战场的新动向和美方对蒋介石的再三逼催。自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之后,中、美、英三方对于何时收复缅甸,以及如何收复缅甸进行着复杂的互动,各方意见少有一致且随时都在变动之中,历次会议的讨论“总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战略上美、英多坚持“先欧后亚”方针,在东南亚采取守势,而中国则一直期待英、美发起海陆两栖攻势以助国军打通国际交通线年春,美国意图突变,转而叠次要求中方先期单方面将远征军投入反攻,以削弱日军在英帕尔的攻势。蒋介石则担心缺乏盟军配合的情况下,状态不佳的部队贸然反攻会遭到巨大损失,对于罗斯福措辞中的强硬态度也非常不满。经过数日的痛苦挣扎,迫于美方的压力,蒋介石在3月末决定远征军出兵,和驻印军一道夹击日军。为中、美合作的大局,尚未准备充分的远征军毅然渡过怒江,在日军固守的要塞据点之间浴血搏杀,终于在1945年1月与远道而来的驻印军在芒友会师,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远征。此间伴随着美援的增加,远征军各军、师缓慢地得到不少美制轻武器的补充,装备水平较反攻之前略有增强;但另一方面,战前准备不足即投入攻击,导致远征军遭受了惊人的人员损失,使得其时常处于无兵可用的危险境地。辖两个集团军、6个军计18个师的远征军,始终处于低迷状态。中、美军事合作并未给该部队带来强大的编制和充足的美式装备,反倒是未臻完善的军、师迫于美方压力匆匆参战付出巨大牺牲,远征军可谓经历崎岖坎坷。

  驻印军、远征军在芒友会师后,随着缅北、滇西战役的胜利,中印公路恢复通车。陆上国际交线的恢复,囤积于印度以及尚在运输途中的美械,得以顺畅无阻地运至国内,通过美方直接补充到国内战场的国军手中,使得中、美双方一直策划编练美械部队的计划在短时间内变成了现实,而此时美方以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取代史迪威的人事调整,显然加快了这一进程。早在1941年初美国开始对华军援时,宋子文即向美方提出利用美械装备,训练30个师的建议。此后迭经谈判,编练30个师的计划一度扩充为编练90个师的庞大计划;之后因为美方频频变卦,计划一再“缩水”—实际编练成功的新军,也就是前述之驻印军和远征军。1944年10月,史迪威因为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被解职回国。继任的魏德迈审时度势,“不但弥补了史迪威所引起的中美协议间的破裂,并且保持甚而加强了前任所作的训练方案”,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其中就包括将改编美械部队计划顺利落地。魏德迈在此前各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修正,提出了一个代号为“阿尔法”的新的军队改革计划,除了建立新型指挥机构、压缩军队规模外,刷新编制精编部队是其重点。根据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1945年1月10日的日记,魏德迈计划编练50个美械师用于对日反攻,其中第一批编练计划,是在驻印军、远征军所辖27个师的基础上增编9个师,以达到36个师的规模。同日,蒋介石批阅了美方提出的这个“建议装备美械各师意见书”,并于1月18日与新任军政部长陈诚商谈了“编训美械部队卅六个师及国械卅个师计划”,最终于当月确定了“卅六个师整军之计划”。

  在这个背景之下,军政部于1945年2月出台新的卅四年编制。该编制全称“三十四年甲乙两种军师编制表”,分为甲、乙两种编制方案,分别用于编组全面接受美械的军、师和主要使用国械的军、师。上述编制方案出台之后,国军序列中少数幸运的军、师在1945年二三月间被列入第一期整训的名单,开始按照卅四年甲种编制进行改编,并陆续接收美式装备,数个月之后即成为国军中的第三支美械部队。由于驻印军序列的新一军、新六军和远征军序列中的第二军、第六军、第八军、第五十三军、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一军已经先期不同程度地按照美式编制的编成,因而上述部队的整训任务,多是按照卅四年甲种编制表在既有组织中进行补充和调整,以求划一规范,使其配备符合新编制表的要求。而此次改编的重心,实际集中于国内战场的几个战功卓著、背景深厚的军。它们是卫戍昆明的

  第五军和位于湘、鄂、黔地区的第十三军、第十八军、第七十三军、第七十四军、第九十四军。这六个军和它们所辖的十余个师,之前都是按照修正卅一年编制编成,自然此次变动的幅度较大,完成改编所需的时间也相对更长。可惜,除第五军、第十三军外,其余各军改换新编制的进程,不同程度地受到湘西会战的影响,很多单位尚未换装完毕即投入战场,改编工作被迫中断。

  1945年3月,原第二十四集团军等部队改编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陆总”)所属的第四方面军,辖第十八军、第七十三军、第七十四军、第一百军,4月“遵层峰命令,开始以18A、73A及74A变更编制,改装美械,甫及实施,敌寇即向我窜犯,各军均移于作战,编制亦即中止”。第七十三军自长衡会战后补充了一万余名新兵,“遵于四月一日照卅四年甲种编制改编,并改换美械装备,部队改编未完,新装备未到,适敌西犯,战事以应”。第七十四军虽然已经奉到换装的命令,但新式武器并未完全就位,所辖第五十七师各营属机枪连没有领到美制重机枪,仍然装备的是6挺老式的马克沁重机枪。担任战役策应工作的第九十四军情况也是如此,该军驻扎黔东后刚接到换装的命令,“整训伊始,突奉命策应第四方面军之作战”,只得中止整训向战场开进。直至6月初湘西战事结束,上述部队才得到休整的机会,继续接收美械,完成之前中断的改编。至1945年8月初,连同驻印军、远征军在内,国军中的13个军、39个师已经完成了卅四年甲种编制的改编,理论上已经做到齐装满员,可以投入大规模的反攻作战。此时美军在广岛、长崎投掷了,同时苏联也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日本在一周之后宣布投降。战争结束得实在太快,以至于换装美械并初步形成战斗力的国军,并未在战争后期被派上更大的用场。

  作为第三支美械部队的6个卅四年甲种军,其发展历程同驻印军、远征军相比,可谓最为顺利。虽经战事干扰,6个卅四年甲种军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完成了换装和改编工作,其编成后的状态虽比不上得天独厚的驻印军,但显然好过饱尝艰辛的远征军。这与1945年中、美军事合作局面的好转,以及相对平静的国内战局直接相关。受变化的美国因素之影响,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这三支美械部队的发展历程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也使得它们在编制设置、实际编成特别是具体的装备方面各具特点,相互之间有着明显差别。受此影响,三支美械部队的作战能力也参差不齐、强弱各异。

  驻印军、远征军和卅四年甲种军之所以被称为“美械军”,主要缘于其配发的美式武器装备。不过,上述三支先后成军的美械部队,并未按照统一的编制表改编,其实际编成的差异更大,以致各自装备的美械在数量和质量上明显不同。三支部队中,美械在所有武器装备中占据的比例,也各有高低。因而在名义上,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都属于美械军;但在事实上,美械军的名与实并不总是相符。自然,不同美械部队之间的作战能力存在不小的差距,那些名实相符的美械军、师要强于其他名不副实的队伍。回溯驻印军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编练及作战过程中并未遭遇太多的顿挫。部队背靠印度便于接收美援,又始终受到蒋介石特别是史迪威的直接关照,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下,驻印军采用了较高的编制水平,实际改编也近乎没有折扣地得以完成。就装备而论,驻印军既有美械军之名又有美械军之实,部队的绝大多数装备均为美制。按照驻印军编制,新一军、新六军两军,其军直属部队为一个榴弹炮营、一个特务营、一个通信营、二个辎重营、一个野战医院。粗略地看,驻印军一个军的直属部队相对于国内同级单位的优势并不明显。但是,驻印军军属榴弹炮营装备了12门美制2.5吨卡车牵引的美制M2A1式105毫米榴弹炮。该炮系当时美军主力师属火炮,在当时国军炮兵装备中更属珍稀的重炮,其射程和火力远远超过国内各军军属山炮(野炮)营装备的75毫米山炮或野炮。与其类似,驻印军每个军所属的两个辎重营,其一为汽车营,其一为骡,前者装备了相当数量的美制卡车、吉普车,在运输力和机动性方面也远远超过国内各军军属骡马(或人力)辎重营。辖两师的新一军人数两万余人,辖三师的新六军人数则远超三万。驻印军所辖每个师都比较强大,其装备的重武器数量已经超过国内一个军。每师辖三个步兵团,师属特种兵科为山炮两个营,辎重营、通信营、工兵营、搜索连、特务连各一个,此外还有防毒排、兽医所、卫生队、野战医院等单位,较国内一个普通步兵师完备不少。单就支援火力比较,驻印军一个师就拥有24门美制75毫米山炮,而国内的一个师没有山炮营建制,仅编有一个直属战防炮连,配备4门37毫米反坦克炮,两者相差十数倍。驻印军中每一个团的火力,已经优于国内一个师的水平。一个步兵团辖三个步兵营、一个迫击炮连(装备12门82毫米迫击炮)、一个战防炮连(装备8门美制M3式37毫米反坦克炮)、两个输送连(人力、驮马各一个)、一个通信排、一个特务排。在营一级,驻印军在国内同级单位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的架构上,增编了一个战防排,装备4门美制“巴祖卡(Bazooka)”式火箭筒。与国内部队相同,驻印军一个连辖三个步兵排,但驻印军每个排除编有三个步兵班外,还增编了一个迫击炮班(装备2门美制60毫米迫击炮)。驻印军每个步兵班人数与国内一个班相当,由一个轻机枪组和八个步枪兵组成,不过班长、副班长使用的是两支美制冲锋枪,近战火力凶猛。

  1944年1月30日,时任《大公报》兼职记者的新一军司令部参谋黄仁宇上尉,在缅北胡康河谷战事临近结束时,用兴奋的笔触写道:“我们的指挥官随时专注攻击与主动,我们的士兵相信森林战的能手是我们而不是敌人,我们的联络交通比敌人方便,我们的补给比敌人完满⋯⋯凡是从前敌优我劣的地方,都反了一过面。从今以后,可以让敌人细细咀嚼兵器落后的滋味。”在印度兰姆伽顺利地换装全套美械之后,在战场上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装备优势带来的巨大自信,尤其是在进攻能力上较过去有了显著的提升。在总结缅北胜利的原因时,驻印军明确提出了“物质胜于精神”的观点,认为“此次我军缅北作战之所以成功者,实以我军装备较敌为优”,“足证明我军只要有好装备,即可战胜敌人”。军属105毫米榴弹炮的远程轰击和师属75毫米山炮的抵近射击的效果自不待言,基层连、排、班所装备的冲锋枪和60毫米迫击炮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军“素以白刃战自豪,而冲锋枪则为实行白刃搏战瞬间前歼灭敌之有效武器”,驻印军使用的冲锋枪“射速大而弹着密。以标定瞄准之方法予以扫射,敌鲜不应声而倒,且无一脱漏者”。丛林作战中,“敌我距离甚近,其他武器不易发生效力”,而广泛装备的迫击炮“容易发射而奏效”,日军俘虏也承认最畏惧的武器就是此种迫击炮。从众多细节可以看出,驻印军作为美械化程度高、名副其实的美械部队,其战斗力的精髓如廖耀湘所说,是“由火力同机械的力量,来代替兵员的增援,来增强战斗的力量”。

  1945年1月,继攻克缅北八莫、南坎之后,驻印军新三十八师攻克芒友,于27日与从滇西而来的远征军会师,穿着黄卡其布的驻印军和穿着灰棉衣的远征军在外观上非常容易辨认彼此。远征军所辖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副师长熊新民回忆道:“我官兵乍看他们(指驻印军—引者注)身穿美式服装、手拿美式武器,又是坦克,又是装甲车,前是越野吉普车,后是载重十轮大卡车,个个威风凛凛,精神抖擞,既新鲜又羡慕。”衣着上的差异,反映了远征军和驻印军在装备方面上的巨大差距。前述远征军艰辛的发展历程已经说明,远征军在人员、装备拨交等方面的情况并不理想;进一步考察则不难发现,无论编制设置还是实际编成,远征军装备的美械数量其实不多。客观地说,远征军只是一支以国械为主、补充少量美械装备的半美械军。

  1943年4月远征军成军之后,开始按照为其专门订制的“远征军三十二年军暂行编制”(以下简称“卅二年编制”)进行改编。此编制虽然受到美方影响,但在具体设置上其美式色彩并不浓厚,倒是与国内通行的卅一年加强编制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逻辑关联。1943年5月14日拟订的《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明确指出:“本编制(即卅二年编制)与三十一年加强军不同之点,即军内炮兵营与师内步兵团系采用美方之建议”,其余单位的设置与国内军、师基本一致。这意味着在制度设计上,远征军的美械装备量就不会太多,主要武器依赖于既有国造枪炮。仔细分析,卅二年编制虽将军属炮兵营改用美式编制编成,然而装备的依然是12门75毫米山炮或野炮,而非更大15径的105毫米美制榴弹炮。该编制较国内编制改进在于团及团以下各级单位。步兵团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两个高(平)射轻机枪连、一个驮马输送连、一个特务排和一个防毒排,此外还有一个卫生队。如此配置虽比不上驻印军,但在防空和后勤、医疗方面较国内其他部队确有强化。步兵营加强了战防枪、通信和补给各一个班,其中战防枪班装备了3挺英制“博伊斯”式(Boys)13.9毫米反坦克枪,提供了有限的反坦克能力。步兵连增编了个指挥班和一个迫炮班(装备3门美制60毫米迫击炮),支援火力大大加强。原各排配备的掷弹筒组分散到各班,各班班长配备一挺冲锋枪,较过去稍有提升。即便是这样相对低端的配置,远征军要将其实现仍困难重重。如前所述,美方许诺的武器装备,通过驼峰航线运到的数量实在太少,而这些武器的拨交工作又屡经延宕—缺枪少炮的远征军之实际装备情况,恐怕较编制表还有相当距离。由于美械供应不足、拨发缓慢,各部队仍装备着相当数量的旧式枪炮。1943年8月16日,第六军军长兼驻滇干训团教育长黄杰陪同白崇禧、陈诚视察时,就发现在昆明干海子受训第七十一军炮兵营已经列装美制75毫米山炮,但与之一同受训的第二军炮兵营,所装备的依然是数年前从苏联购买的76.2毫米野炮。苏制野炮尽管射程不错,但重量太大,极不适于远征军山地作战的需要。第六军第九十三师在战后的报告中说:该师的主要装备仍然是此前的旧枪炮,其基层官兵使用的仍有战前领用的中正式步枪和捷克Vz24步枪、战争初期领用的启拉利轻机枪和麦德森轻机枪、战前拨给的马克沁重机枪;而且,该师属战防炮连装备的所谓“战车防御炮”,并非美制M3式37毫米反坦克炮,而是1938年国军从丹麦购买的麦德森20毫米小炮,其性能已经满足不了战争后期反坦克任务的需要。“美械不够国械凑”的情况,恐怕在远征军所辖各军、师中相当普遍。

  幸而在1944年之后,由美军联络组拨付远征军手中的新式武器数量略增,远征军的实际编成较编制表进行了部分调整,美械的比例得到少许提高。根据郭汝瑰的研究,这时远征军序列下各军原军属搜索连扩大为搜索营,各师增设了一个搜索连,各团高(平)射轻机枪连裁撤,增加了一个搜索排。营、连两级的火力得到增强:营属战防枪班扩充为战防排,增加了3 f-j美制“巴祖卡”式火箭筒和3具美制火焰喷射器;步兵连原属迫炮班扩编为迫炮排,编有6门美制60毫米迫击炮。上述改编情况,与远征军各个单位的实际配置也基本吻合。此番调整之后,按照编制计算远征军中辖三师的一个军,人数三万有余,装备的枪炮中美械数量较过去更为充实,从而使其作战能力得到有限的提升。

  徐永昌在1944年8月7日的日记中感叹:长衡会战国军一个师理应比日军一个大队强,却“仍系处处打败仗”,而怒江以西的远征军“一师对敌一大队打胜仗,而远征军之装备则优于内地部队多多,由此可以完全明了我战斗力矣”。将远征军战斗力强的原因归结为武器装备优良,一定程度符合实情。远征军在滇西连战连胜,与其装备的部分美械不无关系。宋希濂在战后的报告中就明确表示:“此次滇西战场,我军因得美方新式武器之装备,火力实较敌军为优。”美制60毫米迫击炮,就得到官兵们的普遍赞誉,第八军总结围攻松山胜利时,称“六0迫击炮之效果,在此次攻围战中,并不亚于八二迫击炮,且携带便利(一人可以携炮,一人携带子弹),于协同困难之地形中,可径加入散兵内,以行战斗”。此外,美制火焰喷射器在攻击日军地堡中也起到了作用。配发给远征军的,除了在松山一战成名外,在攻克腾冲一役也起到了巨大作用:第三十六师、第一百九十八师工兵营均在机枪的掩护下,成功地在腾冲城墙下挖洞填药爆破成功,帮助步兵攻人城内。

  数次改良后的编制和涓滴汇人的美械,使得远征军具备了一定作战能力。然而由驼峰航线运来、经美军联络组之手、最终辗转拨付远征军各单位的美械终十分有限。无论是账面数字还是实际装备量,远征军美械化的程度确实不高,恐怕更多的是具有美械军之名而无其实,在火力压制、攻坚、反坦克、战场运输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其所属军、师的作战能力远不如驻印军各军、师,也没有之后成军的各个卅四年甲种军及所辖师强大。与远征军采用的卅二年编制不同,卅四年甲种军采用的编制是驻印军编制基础上优化、完善后产物。一个卅四年甲种军的军属特种兵科包括人力输送团、105毫米榴弹炮营、工兵营、通信营、兽力输送营、特务连、搜索排各一个,此外还编有军野战医院和兽医队,人数逾5000人。其炮兵实力与驻印军一个军完全一致;人力输送团、兽力输送营的设置,使其战地物资运送能力已经强于后者;新增的军属搜索排官兵全体乘马,优化了战场侦察能力。

  每个卅四年甲种军所属的三个师,设置也比较合理。一个甲种师的系统表为:步兵团三个,山炮、工兵、输送各一营,搜索、通信、特务各一连,此外编有一个卫生大队(附野战医院)以及军需组、修械组各一个,总人数超过一万人。其炮兵实力不及驻印军,通信兵的数量也低于前者,但也基本完备。各师所属步兵团的架构,与驻印军所属步兵团相比仅减少一个输送连。步兵营的编成上,较驻印军步兵营减少了一个装备4门“巴祖卡”火箭筒的战防排。步兵连、排与驻印军的对应单位完全一致,唯步兵班的组成与远征军编制相同,较驻印军步兵班少装备一挺冲锋枪。按照编制,一个卅四年甲种军人数约3.8万余人,是较为庞大的作战单位。虽然1945年的6个卅四年甲种军,在相对有利的环境中完成了改编,在8月即达到了齐装满员的程度。然而,这些部队的所谓“齐装满员”仍存在不少水分。第十八军第十一在1945年底的报告中明言:“师于补充期间,因任务及防地不时更换,未能按新编制补足,目前以兵员之额,六零迫炮外余尚堪配带,尔后兵员充实,武器则实有不敷之感。”时任第十三军军长的石觉也在回忆中称,1945年6月该军换装完毕后,只领到三个月的训练弹药,计枪弹300万发,此后弹药再未能获得补充,乃至在后来的内战中第十三军靠的都是训练用剩的弹药。可见上述军、师在换装美械之初,美式武器并未充分配备,弹药也可能储备不足。而且,部队亟需的重武器(尤其是军属榴弹炮营装备的105毫米榴弹炮)也未能悉数到位,未能完全达到编制表的要求。不过总体来看,这批军、师所接收的美械数量确实不算少,美械在装备中占据的比例也不低,涵盖了部队所需的各类轻、重武器。譬如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在抗战结束前夕,其装备中就有3112支“美三零步枪”、330挺“比林式轻机枪”、27挺“五五战防枪”、72挺“白朗林式重机枪”、30门火箭筒、970支“汤姆式冲锋枪”,此时该师装备的美械还未达到额定数量,但总数毕竟可观,且已经被部队作为主战兵器使用了。从装备来看,美械化程度介乎于全美械的驻印军和半美械的远征军之间的卅四年甲种军,其美械军的名与实基本相符。

  换装美制武器之后的卅四年甲种军、师,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近战和攻坚能力显而易见。第十八军在湘西会战中,就报告“配发美式武器能发挥其特效。如攻击山门时,敌凭屋抵抗,我即以美式八一迫炮,用烧夷弹将房屋焚毁,敌全被焚毙。六公分小迫炮及冲锋枪亦均能发挥其优越之威力”。时任该军所辖第十一师师长的杨伯涛回忆,当第十一师遭遇日军白刃冲锋时,“我军拥有美械近战武器冲锋枪,数步之内向密集日军迎头扫射,日军中弹纷纷倒地”,使得战斗的“样态”有了改观。第十八军投入追击作战后,同在战场的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见到该军军长胡琏,风趣地给对方打招呼:“何老总叫你们锻炼腿劲,是要请你去夺锦标啊!夺得冠军回来要请客啊。”对话之后两人哈哈大笑,足证按照卅四年甲种编制改编并换用美械之后,将领们对于部队战斗力充满信心。

  无独有偶,石觉率第十三军反攻梧州时,敢于命令主力渡过抚河攻击梧州东南,缘于他认为改编卅四年甲种编制的“我军已有攻坚能力”,实际作战中该军也利用新配备的山炮和火箭筒将日军的永久工事摧毁,一天之内即告攻克梧州。牟廷芳的第九十四军在反攻桂林时,利用火箭筒摧毁日军工事,并用火焰喷射器向盘踞在山洞里的日军喷射,该军参谋长张法乾对新编制中的美械赞不绝口:“不仅三零步枪、轻重机枪十分精良,新配之火焰放射器、冲锋枪、火箭筒、卡宾枪等新式武器,在近战中发挥了莫大的威力,否则在肉搏时,我官兵将牺牲更大。”美制轻重武器帮助第五军、第十八军、第七十四军等国军中的老资格王牌部队重新焕发出活力,初步具备过去不曾有过的近战、攻坚能力,技术、战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当然,由于美制山炮特别是榴弹炮久未到位,此时的卅四年甲种军的火力压制能力比较薄弱。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这三支美械部队的编制对比概如表1:

  由表1可见,这三支美械部队的编制设置、具体编成,特别是武器装备上存在着差异,相当程度决定着其作战能力的高低。名副其实的美械部队具备较强的单位战斗力,而名不副实的美械部队单位战斗力相应地要大打折扣。不难判断:近乎全部美械的驻印军比大部美械化的卅四年甲种军要稍强一些,而卅四年甲种军则又较以国械为主、补充少量美械的远征军要高少。当然,要综合评估一支部队的作战能力,尤其是它们在特定战场上的作战能力,还要将其置于它们所在的作战体系中考量。事实上,上述美械部队的战斗力不仅仅源于其装备的美制武器,还与其训练水平、后勤保障和陆、空火力支援息息相关。

  数量、质量,以及美械在全部装备中的比例,是衡量战时美械军、师作战能力的关键指标。然而,这显然不是唯一的指标。战场上双方的对抗历来是两个体系的对抗,一支军队的装备水平,只是其战斗力诸个要素中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位于水面之下的是支撑其作战的一个体系,包括人员的教育、后方勤务的保障、其他单位的火力支援等。美械部队在缅北、滇西、湘西等战场表现出来的较强战斗力,源于美国军事思想引导下逐渐形成的作战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部队官兵受到了程度不同的美式技术、战术训练,部队的补给供应得到美方的大力协助,此外,包括美国陆军航空队在内的空中和地面各类支援单位还为在火线交锋的部队提供了一定火力支援。当然,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在训练、后勤、火力支援这三方面的情况,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许多不同,这导致其战斗力又呈现出新的差异。军队教育和训练对于部队的战斗力而言,其实相当重要。“教而后战”的古训在现代战争中同样适用。战时国军多数部队战斗力乏弱,既缘于装备低劣,又因为官兵素质不足。在美方的大力倡导和亲自参与下,三支美械部队在官兵训练水平上虽与国军其他部队相比明显存在着优势,但不难发现,驻印军在训练上优于后两者,训练在驻印军的作战中起到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训练重于作战”,是驻印军在缅北作战中屡屡提到的制胜秘诀。1942年8月开始,驻印军在兰姆伽接受了美方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系统训练。训练基地由美军主持,设步、炮、工、通、汽车、战车、卫生等多个班次,每期训练耗时六周,轮训驻印军官兵,使之熟悉美军的战术和武器使用。美式训练分工很细,要求严格,但动作直接简单。此外驻印军还开展了爬山、上树、泅渡等有针对的丛林战训练,对于健身操、拳击、跳高甚至各种球类等体育运动也多有开展。值得一提的是,良好的营养水平和生活条件,也是驻印军保持较高训练水平的保障。如此严格而充分的训练所产生的成效十分显著:新二十二、新三十八师“到印最早,训练最久,故此次作战可谓所向无敌,发挥最大之战斗力,收得辉煌之战果”;而同属于驻印军的新三十师由于训练时间不足,“故此担任密支那攻略任务,不但伤亡较大,且围攻许久不下”。

  远征军的人员训练情况较驻印军逊色不少。据陈诚后来回忆,远征军在美方的帮助之下,在大理和昆明分别设立战干团、干训团,在各军开办训练班,总体训练“进行得十分顺利”。在训练方面,远征军较国内其他部队的确要优越一些,但由于装备短缺、人员缺额,该项工作开始时并不如陈诚回忆的那样顺利。1943年9月,陈诚就向蒋介石抱怨:远征军“纪律废弛、战力消失”,“苟且偷安、走私牟利、士气消沉、缺额日多”的情况很严重,这样的队伍“长此以往能否维持下去实属疑问”。之后远征军的训练中,其重点也多集中于美式“各种武器技术上之使用”,而“对于战术、战斗上之运用颇为忽略”,这与驻印军所受到的训练显然不同。其结果是“由于官兵训练不足”,“我军缺点与错误太多”。国军在总结中对此毫不讳言:“士兵素质及训练较差,战斗动作不熟练,每每不能达到战术及战略上之要求。”具体而言,官兵“战前对敌坚固据点之侦察及攻击坚固据点之训练都欠缺”;官兵对于在攻击中修筑工事又不够重视,“以致蒙受过重牺牲”;此外,“特种战斗训练太差”,以致在暗夜、浓雾天气被日军偷袭。由此可见,远征军在反攻之前的训练并不理想,其在滇西山地付出的巨大人员牺牲,或许与此紧密相关。

  1945年初率先改编为卅四年甲种军的第十八军、第七十四军等部队,虽因湘西会战被迫中止整训,美械接收工作亦告暂停,但这些部队在之前的整训期间,其官兵训练大多早于武器换装开展,因而受到的影响不算太大,仅有少数部队的教育进度完成欠佳。不少部队已先期接受美方带来的新式训练,取得一些效果。如第十八军第十一师,1945年3月奉令改编为美械师后,立刻与美军联络官合办军官干训班,教授美式武器的使用,该师“校级以下军官均分批前往受训”,“收效甚巨”;同时,又召集全师所属军士,成立重机枪和迫击炮训练队,“每月举办两期,毕业者百余人,故湘西会战,各军士皆能达成任务,此其故也”。当然,卅四年甲种军接受训练的时间仍嫌不足,其战场表现优劣参半。战斗中官兵普遍战斗热情高涨,也初步掌握了不同兵种、轻重武器的配合使用。第七十四军“多利用陆、空协同之威力摧毁敌之抵抗”,并“利用充分之轻、重火力杀伤敌人于阵前”。然而,多数部队仍未能克服乱放枪的老毛病,第十八军“距敌甚远,士兵即开始射击,藉壮胆量。下级亦不能适应射击时机,盲目乱放,徒耗弹药”。可以推断,倘卅四年甲种军能够获得更多的训练时间,应该可以避免前述的那些低级错误。对比三支美械部队,可见相对完整的美式训练是驻印军强大战斗力的重要保证,而存在缺憾的训练使得卅四年甲种军特别是远征军的战斗力发挥得不够理想。

  “足兵足食”对于军队的意义,在现代战争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前所未有的惊人的物资消耗,意味着后方勤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作用实在巨大。西方史家对军事后勤的作用尤为重视。总的来说,三支美械部队在缅北、滇西和湘西等地的成功,均有赖于美方帮助之下相对良好的后勤保障,不过其各自的补给工作仍存在诸多不同。美方杰出的补给工作化解了缅北自然条件带来的不利影响,满足了卅四年甲种军的后勤需要,但未能完全帮助远征军克服滇西山地的困境。缅北战场位于茂密丛林之中,道路条件本来恶劣;驻印军又时常采取迂回战术,需要孤军机动至日军防线之后。因此驻印军的后方勤务无法按照常规进行,幸而美方“紧握着制空权”,“解决了势非解决不可的空中补给问题”。驻印军的后勤工作,从“交通路之兴筑,与飞机场之开辟,及补给品空投等工作”,“其全般设施,全部归藉美军供应处(S.0.S)策划”。驻印军对于陆、空联络熟悉之后,“每于部队到达地附近,开辟空投场,遍设补给点,因而补给品得以源源供应”。美方负责的后勤工作,其补给能力相当惊人。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进攻密支那时,弹药补给依靠“总共有八百架飞机担任运输”;而“缅北的运输,单是汽车运输,每日也有一百吨以上”。无怪在胡康河谷战斗总结中,驻印军称“物资多,运输便,后方之补给圆滑,前方之战力自可发挥。此足证明补给运输实为战胜之最要条件”。驻印军所向披靡,很大程度依赖于粮弹的充分供应。譬如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该师的“部队教育进度因而大受影响,老兵甫完成班、排教练,新兵仅完成各个教练”,即开赴前线。

  远征军在滇西作战时,面临着类似的自然条件,但较之驻印军,其在后勤保障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导致战斗力不足。一方面,美军负责的粮弹空投追送堪称成“能适时适地,投送粮弹,以补给地上运输补给之缺陷”。至1944年10月25日,美军已向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分别累计投送2037吨、2139.5吨军粮与弹药,有力地保障着前方部队的需要。然而,国军方面的后勤工作却准备欠周,造成陆上补给困难,用徐永昌的话来说就是“该方运输补充,全无力量”。根据方国瑜1946年的研究,远征军在反攻之前,兵站运输部队尚未准备妥当,兵站“车辆悉供运兵”,“面马料副食物及其它军品俱乏车运”;攻击开始后,陆上驮马在渡过怒江后极为疲劳,却“不得休息,致有倒毙”;加之适逢雨季,陡峻的道路“步步泥坑”,“影响运输甚大”。直到1944年9月后,陆上运输方才好转。如此情况之下,远征军在前线多次遭遇到困境。霍揆彰的第二十集团军在翻越高黎贡山时,就“因地形与气候关系,陆空运输,均极困难,时虞不济,运输团队亦因冻饿疲惫死亡者,早达半数”。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一度依靠地方民夫马匹输送,既“漫无组织”,人马数量又达不到需要;军队深入敌境后,“补给线延伸过长,以致粮弹之追送数量极少”,致使“顿兵挫锐”,无法一鼓作气攻下龙陵。可见,补给能力制约着远征军继续作战的能力。

  1945年2月19日,甫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建立了后勤司令部,由美军少将齐福士(GilbertZ.Cheves)担任司令,旨在“运用盟国所有的力量,供应中国陆军的需要”,此后陆总所有部队的军械、军需、粮秣之补给,均由美方负责。陆总后勤司令部采用的补给制度也与美军接轨,采取新的“地区制”供给,补给效率也得到提升。前述6个卅四年甲种军均在陆总序列之下,其补给工作由陆总后勤司令部负责,理应可以得到较好的物资供应。不过,湘西会战时,原有的后勤组织—第二十四后勤分监部尚未完成改组为第四区兵站司令部的调整,第十八军等数个卅四年甲种军均不同程度地感到粮弹运输不足带来的困难。但在之后的桂柳反攻中,参战各军都受益于美方的良好补给,发动了凌厉攻势。负责指挥反攻的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认为:“我并不认为由美国人主掌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这一人事安排有何不妥⋯⋯钱和粮食都在美国人手中,他们有运输卡车。简言之,我们采用了美式后勤制度。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二方面军可以使用卡车把一切军品—包括大米与副食品—直接运抵军级单位,有时甚至按需要送抵连级单位。”需要指出的是,卅四年甲种军因为遂行的是境内作战,补给难度较之前两者要小很多。不难看出,三支美械部队在后勤方面的差异明显:驻印军凭借美方运输载具上的优势得到良好补给,方能持续作战;远征军的物资供应存在系列问题,以致难以发动进一步的攻势;而卅四年甲种军的战斗力随着后勤问题的解决,还在原先基础上得到提升。

  火力支援(Fire Suppoa)作为伴随现代战争诞生的战术,在二战中得到充分发展。根据苏联军事学家西多连科(A.A.CI~OpeHKO)统计,随着战争走向现代,火炮造成的人员杀伤呈几何数字上升,1944年苏德战场上约61%的人员损失是由火炮造成,足见火力支援在战场上的巨大作用。与其他参战国一样,战时美军尤其重视此项战术的运用,受此影响,三支美械部队战斗力的发挥,与独立炮兵的中远程火力压制、火力覆盖以及中、美两国航空兵的近距空中支援(Close Air Suppo~)、战场空中遮断(Battlefield Air Interdiction)关系极大。三者得到的火力支援侧重各有不同,但起到的作用却难分伯仲。单就驻印军两个军五个师与当面之敌进行实力对比,其火力优势并不明显,然而加上驻印军总部直属的各级支援单位后,胜利的天平自然倾向于驻印军一方。在所辖两个军之外,驻印军总部直属两个105毫米榴弹炮团(共装备72门炮)、一个155毫米榴弹炮团(装备36门炮)、一个重迫击炮团(由化学兵团改编,装备107毫米迫击炮48门),作战时抽调配属前线军、师,既可以远距离压制敌军火炮,又可以近距离摧毁日军工事。驻印军总部直属的战车第一营所装备的18辆M4中型坦克和36辆M3轻型坦克,在野战和城市攻坚作战中对各军、师助力极大,在进攻腊戍等作战中较为出色地完成了突破日军阵地的任务,时人称赞其“实开吾机械化部队空前之新纪录”。美机在对驻印军进行空投补给的同时,也执行着对地攻击任务,在密支那攻防战中美军P-40战斗机“投弹精确,射击良好,能适时予敌之重要据点以猛烈之破坏”。

  远征军在反攻滇西作战中,其火力支援单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无法同在缅北的驻印军相比。然而相对于国内其他战场,远征军仍得到了较好的火力支援。据宋希濂回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不仅取得了战场的制空权,还“经常协助第一线部队的攻击,例如松山敌人的坚固据点,赖美机低飞投掷五百磅乃至一千磅的炸弹才得摧毁,在腾冲、龙陵的若干据点也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国军独立炮兵的贡献。当时国军独立炮兵实力捉襟见肘,能够调动的炮兵部队相当少,但军政部依然将实力最强的独立炮兵第七团和第十团调至滇西,配属远征军使用。在围攻松山的战斗中,炮兵第十团的9门德制150毫米榴弹炮、炮兵第七团混合营一个连的英制115毫米榴弹炮、两个连的苏制76.2毫米野炮担任远程轰击任务,以持续的炮击将日军坚固工事“软化”,使其成为简易阵地;同时掩护攻坚步兵跃进至日军阵地附近,“如木匠之拔钉”对其地堡实施焚毁或爆破作业。炮兵第十团第一营第二连3门榴弹炮在某一日的战斗中,在两个小时之内发射炮弹300余发,其火力之旺盛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中国国内大多数战场的国军炮兵实力弱小,相当程度是由于驼峰航线运力有限,无法将中型以上火炮运交国军。不过,美方对于中国空中力量的援助并未受此影响,经过多方博弈,在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h)的帮助下,中国空军接收美机得以恢复元气,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单位同美方混编为中美混合团(China—American Composite Wing),成为新锐主力。湘西会战中,中美混合团承担了相当规模的战场空中遮断任务,为缺乏独立炮兵支援的数个卅四年甲种军提供了充分的火力支援。其中,中美混合团所辖第五大队出动了2200余架次,创纪录地投掷了100多万磅炸弹,射击了80多万发机枪弹,给日军造成了巨大的杀伤。在战役初期日军进攻阶段,第五大队就集中兵力对其轮番轰炸扫射,使日军“在阵脚未定之前,就受到最严重的致命打击”;而在此后的相持和国军反攻阶段,第五大队应陆军要求对日军进行成功阻滞,使其“毫无活动余地,只有困守战壕,坐以待毙”。按照参加战斗的第五大队第十七中队中队长项世端的说法:“从前敌人对待我们的办法,现在是一模一样的[地]回敬他们。”三支美械部队在缅北、滇西、湘西所获得的火力支援各有特色:多维度的火力支援,使得本身装备良好的驻印军如虎添翼;半美械的远征军各军、师直属炮兵乏弱,能够拔掉日军苦心经营的要塞据点,离不开美军航空兵、国军独立炮兵的支援;二战中美军惯用以空军对地攻击部分替代野战炮兵的功能,卅四年甲种军有意识地学习了此种思路,通过充分利用空中优势,弥补了独立炮兵的缺乏和军、师自身火力的不足。平心而论,无论是单位实力相对雄厚的驻印军所辖各军,还是单位实力更逊的远征军所辖各军和数个卅四年甲种军,就编制和装备而言虽优于国内其他部队,但与同时期英、美、苏、德的同级单位相比依然存在不小差距。幸而美方提供的不仅是新的编制和械弹,还有相对完整的美式作战体系:这些美械部队的官兵均受过不同程度的技术、战术教育,美方对其粮弹补给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炮兵、航空兵对敌军的轰击和压制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为上述部队补齐其作战能力上短板的同时,保证其改编之后的装备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由此足见训练、后勤、火力支援等构成的作战体系确实是美械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来源。其中,驻印军在此三方面得到的加成显然更多,进一步扩大了它相对于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在单位作战能力上的优势。

  考察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这三支美械部队的发展历程,需将其置于中美军事合作的语境之中。这些军、师作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产物,时刻变动着的美国因素对于美械部队发展轨迹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中、美军事合作处于和谐融洽的阶段,美械部队的编练工作往往开展得较为顺遂,卅四年甲种军得以快速改编便是一例;中、美军事合作产生一些矛盾时,美械部队就可能出现状况,郑洞国执掌的新一军“强枝弱干”便是一例;当中、美军事合作冲突不断,美械部队的发展自然也举步维艰,缺枪少炮的远征军被迫仓促反攻遭受损失便是一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军事合作历经跌宕起伏,导致三支美械部队的命运如此不同,缘中、美军事合作本身与此前中国与德国、苏联的军事合作存在着巨大区别,是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合作。战前中、德双方在政治、战略层面上并无共同诉求,德国对华军援主要为了换取经济利益,某种意义上属于政府间在特定领域的交易;战时苏联对华军援带有牵制日本、保卫苏联自身的考虑,然而其援助更多地体现为技术性援助,重点是提供武器、意见和建议。在这样性质的军事合作之中,中国的主体性没有动摇,受到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欢迎。中、美军事合作与此二者显然不同:建立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政治基础上的美国对华军援,背

  后隐藏着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政治诉求,援助成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砝码;中国的权益和企盼屡屡受到二战其他战场局势和同盟内部关系亲疏远近的影响,多次沦为牺牲品;美方在输出武器和技术支持的同时,还在尝试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中国军队,甚至计划直接控制国军。蒋介石在日记中痛斥美国“扶持其租借法案及武器,以要求我交给华军指挥权”,表示宁可拒绝“武器之援助”,美方也“不能掌握我指挥权”。中、美军事合作尽管全面而深入,但难免如同齐锡生所说的那样常常“剑拔弩张”,美援的数量和质量因之持续波动,导致三支美械部队的发展轨迹呈现如此大的差别。

  事实上,战时美国输入中国的军援物资总额实在不多,仅占美国对外军援总额的3%,而且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物资主要流向了在华美国空军单位,故用于充实美械部队的武器装备数量相当有限。如此条件之下,三支美械部队中只有驻印军采用了配置较高的编制并基本全部装备了美械,而卅四年甲种军美械化程度不够高,以及远征军以国械为主、辅以部分美械的实际状况,也都不足为怪了。“美械”的名不符实,恐怕才是战时多数美械部队的常态。而就作战能力来说,即便是配置最高、装备最好的全美械部队—驻印军,其单位作战能力与同时期参战各国的军、师相比,仍存在着一定的距离。1938年7月之后,国军以军为战略单位,而二战中的美军以师为战略单位。两相对比,美军一个师的实力要大大超过美械国军任何一个军。按照美国陆军采用的1943年师编制计算,一个师约1.5万余人,辖三个步兵团,直属部队为榴炮营三个,工兵营、补给营、医疗营各一个,连级侦察队、宪兵连、通信连各一个。虽然人数不及国军一个美械军的半数,但美军一个师编有12门155毫米榴弹炮和36门105毫米榴弹炮 ,而驻印军一个军至多拥有12门105毫米榴弹炮和72门75毫米山炮,火炮数量虽多于前者,但火炮口径正好相差一档。双方火力水平高下立判,而在其他方面如反坦克能力、单兵火力等差距也是相当明显。

  同作为战略单位,二战后期日军主力甲种野炮师团的实力虽出现了缩水,但美械部队中最强的一个军与其相比,也不具有绝对优势。日军甲种野炮师团人数超过1.8万人,辖三个步兵联队,直属工兵、野炮兵、辎重兵联队各一个,此外还有卫生队、通信队等附属单位,配有12 f-j 105毫米九一式榴弹炮、24门75毫米改Z.A式野炮、12门75毫米四一式山炮。一个日军甲种野炮师团的火力配置与一个美械军基本相似,而其官兵数量只有后者的一半,故火力密度仍高于美械军。只是编制较抗战初期有所缩小,一个甲种野炮师团同一个美械军正面对抗,兵力上不敷分配,恐再难拥有过去面对国军其他单位那样的主动权。时人对于美械部队的编制水平和装备状况并非没有客观的认识。1945年8月6日,驻苏大使傅秉常在日记中记载,武官郭德权告诉他:“美方所谓供给我方三十师所用军械,其数目绝非如美国师所用之物品,只系我方所需要最低限度之数目,即较日本方面之倍[配]备亦尚不如。例如日本每师有轻炮、中炮共六十四门,而美方所供应我者,每师不过轻炮十二门,弹克车亦不足,是以我新师之力量,亦只能足于日本军队退却时追击之用,而不足以平等之进攻云云。”尽管拿并非战略单位的师和日军战略单位师团进行比较稍欠公允,但郭德权关于所谓“新师”单位实力有限的判断,仍颇有见地。三支美械部队在各个战场上表现出的较强战斗力,不仅来自军、师装备的美式武器,而且来源于美式作战体系内官兵所受到的训练、相对可靠的后勤和其他单位提供的火力支援。这样的观点,或许是当时国军将帅们的共识。廖耀湘于1945年1月4日在陆军大学介绍驻印军在缅北的成功经验,就指出物资补给、“火力同机械的力量”、制空权、指挥官旺盛的“企图心”这四点是得胜的关键。而在听者徐永昌看来,廖氏演说的重点,是“驻印军所以军纪好、战力强等等,皆是物资多、准备足、运输强之结果”。何应钦在此前也发表过类似言论:“驻印军也是普通的中国人,可是因为装备训练的优良,其战斗力与内地国军比较,几有天壤之别。如此可以见到装备训练是如何的重要。”

  1945年2月2日,蒋介石谈整军时,明言“若就过去一年作战成绩,将驻印军与国内部队作[做]一比较,吾人即得一共同认识,即军队战胜之条件,不仅在指挥运用,而在人员武器充实、编制合理、训练完善、尤须具有人事经理及办理后方勤务之良规”。训练、后勤和火力支援作为构成美式作战体系的主要方面,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似乎也不过分。1948年5月28日,美国《世界新闻》杂志刊文分析解放战争中美械部队遭遇毁灭的原因时,就指出抗战时期美械部队在后勤和训练上的优势不复存在,是这些军、师陷入灭顶之灾的原因。文章说:“无法维持美国所建立的供应制度,而迫使新一、新六两军的供应发生严重困难。如果没有正常的供应工作,而欲使‘美化’部队适应于不合时代的军事机构,其结果必定遭难”;而“缺乏集中训练和补充制度,也摧残了美国所训练及装备的部队,当东北战役‘美化’军队蒙受损失而急待补充时,而补充的,全是一些未受训练或训练不良的士兵,由于劣等士兵的经常渗入其中,新一、新六两军的品质,就日见退化”。 相应地,内战中国军无法在所有战场上集中火炮和飞机为参战的美械部队提供足够火力支援,美械军、师的作战能力进一步被削弱,也是无奈的必然。足见,美械部队作战能力的发挥主要依赖于美式作战体系的正常运转,若整个体系遭到瓦解,这些部队即便采用所谓的美式编制、装备相当数量的美制武器,其战斗力也将大打折扣。内战中美式作战体系的瓦解,反映了这一时期中、美军事合作遭遇顿挫。恰如前述,抗战后期出现的三支美械部队之命运,实际深受两国军事合作关系的宰制。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政权与美国政府关系出现曲折反复,美国对华军事援助趋于停滞。美械部队因之受到的影响较国军中其他部队更甚:一度实行的对华军售暂停,直接导致这些军、师陷入缺枪少炮的困境,既定编制无法维持,实际配备更是捉襟见肘,战斗力下滑速度惊人。美方打造的作战体系同时难以为继,是其作战能力走向崩溃的一个催化剂。美械部队在抗战结束时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未能逃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宿命,在昙花一现后便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中。